國家圖書館於10月31日下午二點舉辦「澄定堂古籍與手稿捐贈儀式」，同時也有「澄定堂西洋古籍與名家手稿展」。這次展覽中有一套【柯貝格聖經】（Koberger Bible)，由當時德國最重要的印刷師傅與出版家紐倫堡（Nürnberg）的科貝格 （Anton Koberger, c.1440/1445 – 1513）印製。這套聖經包含了109張木刻插圖，澄定堂的更是少見的手繪上彩版本。
這套聖經的插圖可說見證著歐洲中古聖經圖像的一個結束，但也藉著這套聖經中的圖像，新的聖經圖像因此有了轉化的契機。【柯貝格聖經】中的木刻插圖原本來自1478年的科隆低地德語聖經，又名【科隆聖經】（Kölner Bible），這是柯貝格這位出版家支助出版的聖經事業之一，之後他買下了科隆聖經的木刻印版，用來印製【柯貝格聖經】。這兩套聖經中的圖像依然保持著歐洲中古的傳統敘事邏輯，其中舊約部分的圖像，挪用了現藏於柏林國家圖書館1457完成的【低地萊茵德語聖經抄本】（Niederrheinische Historienbibel），也是【科隆聖經】和【柯貝格聖經】中大部分的圖像來源。在新約部分，【科隆聖經】和【柯貝格聖經】，看來採用了當代關注的焦點，幾乎以新約最後一章的【啟示錄】為圖像的鋪陳重點，不像十六世紀後的聖經插圖，以四福音書的故事為主軸。這和十五世紀的社會正經歷著末世的氛圍有著密切關係，而這點在德國文藝復興大師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 –1528) 1498年出版的【啟示錄】（Offenbarung des Johannes）達到了高峰。
杜勒【啟示錄】中的十五幅木刻插圖將聖經啟示錄中的末日圖像帶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文藝復興改變了中古世界的人體平面表現，在杜勒的啟示錄中，人體轉成立體，細節大量增加，表情刻繪逼真生動，場面的安排與雕塑，充滿強烈的動態與戲劇張力。相形之下，【科隆聖經】和【柯貝格聖經】的木刻插圖便顯得原始樸素。然而，仔細比對其中的插圖構成，可以發現杜勒在【科隆聖經】和【柯貝格聖經】的木刻插圖中，汲取了許多的養分，經過他的天份消化轉換，創造出啟示錄圖像的新典範。他也因自己出版的【啟示錄】贏得了新的財富，或許這跟他的教父柯貝格有關。柯貝格在當時可謂能洞察社會需求的一位出版人，【柯貝格聖經】在當時便已取得利潤，讓他能繼續經營出版事業，規模逐漸龐大，讓他能夠出版1493年近二千張木刻插圖的【年鑑】（Liber chronicarum），並同時發行拉丁文與德文兩種版本，可說是歐洲活字印刷初期的搖籃本時代最大手筆的出版品，而杜勒很可能參加了【年鑑】的部分插圖製作。在杜勒第一次從義大利之旅中（1494-1495）回到紐倫堡後，逐漸闖出名號。他的教父柯貝格原本便以支助出版聖經起家，相信在出版插圖版【啟示錄】上，和杜勒交換過相關的意見。【啟示錄】的文字便是使用【柯貝格聖經】中的德文文本，柯貝格可能也參與印製工作，更重要的是，杜勒參考了【柯貝格聖經】中的啟示錄插圖。
雖然，杜勒的【啟示錄】插圖是直式呈現，而非【柯貝格聖經】中的橫幅，但許多地方都能看見【柯貝格聖經】中啟示錄插圖的影子。如果以杜勒【啟示錄】中最著名的天啟四騎士來觀察，當能看出其中的關連。【柯貝格聖經】中的四騎士一如啟示錄中的文字敘述順序（啟示錄：6:1-8 )，一一在地上騎馬出場，有著先後，杜勒因為構圖改成直式，給予天上更多的空間，四騎士彷彿同時奔馳在天上一般，但細看之下，依然有著先後。兩張圖中，一樣有著給第一位騎士戴冠冕的天使，但杜勒略掉了一位拿著布幅、可能是宣告印記訊息的天使。至於那些被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的人們，【柯貝格聖經】的插圖有十位，看來多是權貴份子，也有一些平民百姓，而杜勒減少成六位，階級呈現和【柯貝格聖經】的插圖差不多，但都留下了一位女性。那個在後吞噬人們的怪獸，位置與造型可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不過杜勒略掉了拿著刺鞭的雙臉怪物。從畫面的構成成份來說，杜勒看似繁複，但其實減去一些【柯貝格聖經】中的元素。杜勒在意的不是只透過畫面來解說聖經的末世現象，而是企圖將畫面與末日景象等同起來。觀者宛如親臨末世審判的場面，心神隨著場景的變化而變化，這連杜勒的繪畫作品也無法達成這一成就。
在他這組【啟示錄】木刻版畫中，線條凌駕了畫面主體，構成形式上的統一，並藉此將「意味深遠」的構造納入一種整體風貌，不刻意注重個別的畫面主體，適切地表達了約翰啟示錄的故事。換句話說，杜勒的木刻結構，加強了表達能力，使畫面的主體融入其中。在【啟示錄】之後，這種奔動的畫面張力，杜勒開始壓制下來，也許，十五世紀結束後，原本的末日期待轉趨平靜，杜勒也因此迎接新的社會思潮。澄定堂收藏的【柯貝格聖經】讓我們有機會親炙那個歐洲中古逐漸改頭換面的時代，新的風格動人，而那看似消失的過去，仍扮演著關鍵的養分，甚至在十九世紀的德國浪漫主義運動中，再次餵養著許多藝術家。
家＋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