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提過,抄本(codex)的形制來自在古代世界被當成筆記本使用的蠟板。尤其,多片式的蠟板乍看之下,十分像書,並且有著方便攜帶的優點,可以記錄下更多的臨時訊息,當中間的木板被那時流行的書寫材質-莎草紙與皮紙取代後,西方書籍的基本樣貌也就出現了。這種轉變大約出現在西元一世紀。

蠟板這種木製的書寫工具有著一段悠長的歷史。在今日土耳其西南方地中海沿岸的城鎮卡斯(Kaş)附近一艘西元前十四世紀的沈船中,發現了這種以象牙為鉸鏈的書寫木板,是現存這類器物最早的樣本。三千多年前,在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及巴勒斯坦地區,人們已在使用蠟板。在過去亞述帝國的首府尼尼微城中,一塊約在西元前640-615年的浮雕石板上,便見到兩個人,一位顯然握著一個卷軸,另一位拿著看來是個攤開了雙面板子(British Museum, ME 12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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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帝國尼尼微城中的浮雕石板,約西元前640-615,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ME 124955)。

羅浮宮所藏的塔洪皮亞斯墓碑(Stela of Tarhunpiyas)上,便見證了在西前元八世紀,今日土耳其安納托利亞地區母親教育孩子的情境。孩子手中拿著一支尖筆,那個看來像書的東西,正是一片合起來的蠟板,而且有個釦子般的突起物,應該是固定合起來的板子之用。這種板子也有以象牙製作的,顯然是給顯貴使用,而且看來使用皮革當成鉸鍊結合不同數目的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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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洪皮亞斯墓碑(Stela of Tarhunpiyas),西元前八世紀,羅浮宮。

既然蠟板有著悠久的歷史,為什麼直到羅馬時代,才開始朝著抄本的樣式演變呢?我們先看兩則史實,再來試著解答這個問題。羅馬詩人馬提亞爾(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 約西元38/ 41 – 102/ 104)曾在他的作品中提到,自己曾經寫了五組對句,當成在農神節慶時的詩詞贈禮,其中三組,他特別提到是以抄本(codex)的形式呈現,並褒讚抄本小巧,不像卷軸,而且方便在旅行中閱讀。在他的另一首詩中,馬提亞爾為他的作品再版大打廣告,而且刻意註記是以抄本樣子問世,比卷軸更不佔空間,而且方便單手持握。這很有可能是第一本以抄本形式面世的文學著作,但是否已在當時取得市場認同,仍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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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詩人馬提亞爾(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 約西元38/ 41 – 102/ 104)。

另外,使徒保羅(Paul the Apostle, 約西元5 – 約67)在【提摩太後書】中,請他的同工提摩太(Timothy,約西元17-約97)來羅馬看他時,帶來那件他留在特羅亞(Troas)加布(Carpus)處的外衣,「那些書也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4章13節)。他提到了書和皮卷。這兩個字的希臘文分別為 βιβλία(biblia) 和 μεμβράνα(membrana),意指當時以莎草紙製成的卷軸以及皮紙。卷軸自然仍是當時古代世界的書寫載體主流,但保羅提到的皮紙,應該是折疊起來的皮紙(pugillares membrane),一種西元前一世紀即已出現的筆記本,除了皮紙外,也用折疊起來的莎草紙製成。這種筆記本如果裝訂起來,便是詩人馬提亞爾大肆推崇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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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布蘭特,監獄中的聖保羅,1627年,斯圖加特國家藝廊( Staatsgalerie Stuttgart)。十七世紀林布蘭特筆下的保羅,在監獄斗室中和書為伴,但畫中的書籍已是經歷抄本時代進入活字印刷書籍後的樣貌了。那把劍並非保羅的隨身之物,而是他被砍頭殉道的象徵物件。

這種折疊皮紙在羅馬地區問世,已被來自近東地區的保羅使用攜帶,看來有其方便之處。保羅是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廣傳至歐洲地區的重要使徒,在他忠心宣教的生命歷程裡,經歷各種逼迫苦難,行蹤橫跨歐亞大陸,最後在羅馬殉教。這種宣教的日子,行囊自要輕減,隨身的書寫載體,亦以量輕方便為重要考量。折疊起來的皮紙可以滿足這種需求,而且可以雙面書寫,紀錄更多的內容,如個人的日常所需與想法,或是保存寄出的文件或信件的副本,甚至必要時,還可刮除寫上的內容,重複使用。我們無法確定保羅攜帶的皮紙是否已經裝釘起來,像抄本那樣。不過,在一世紀末,抄本開始為人所用,而且以基督徒為主,可能見到保羅傳教工作時,皮紙帶給他的便利性,遂起而效仿他的模範。這些皮紙在裝幀成為抄本後,更多了外部的保護,能夠更好保存裡面的文字內容。

隨著基督教會的擴張,相應的教會文獻自然逐步增加,而抄本的小巧、耐用、經濟(可雙面書寫)以及翻查方便,也相對地在宣教的影響力上,扮演著一定的助力。甚至出現非基督徒刻意繼續使用卷軸,以與基督徒區隔開來的情形。西元1945年,在上埃及的拿戈瑪第(Nag Hammadi)發現十三份皮革裝幀的抄本,包含了52種泰半是基督教諾斯底(Gnostic)教派的文獻,還包括3篇出自二世紀希臘化時代埃及智慧文學的【荷米斯文集】(Corpus Hermeticum)中的作品及伯拉圖【理想國】的局部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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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戈瑪第經集,西元四世紀,在埃及拿戈瑪第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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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戈瑪第經集裝幀方式復原圖。

這些科普特語(Coptic)文獻約在西元三至四世紀之間製作完成,而其中一些作品早在二世紀初便已問世,一直傳抄至當日。拿戈瑪第經籍特別之處在於皆以抄本的形式保留下來,和一世紀在被維蘇威火山掩滅的古城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莎草紙別墅(Villa of the Papyri)中出土的1,800多部當時古希臘哲學的卷軸,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從以下的統計數據中,我們可以看見抄本逐漸在西元前五世紀中取代卷軸的情形。

  希臘文手稿 拉丁文手稿
世紀 卷軸 抄本 卷軸 抄本
1 450 99% 4 1% 5 83% 1 17%
3 442 71% 179 29% 17 90% 2 10%
5 11 4% 233 96% 0 0% 43 100%

出自:【書籍的歷史】(Histoire du livre)第二章。

西元313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us,274-337)頒布米蘭敕令,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不再迫害教徒。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47-395)在西元380年,則進一步將基督教定為國教。476年,最後一位西羅馬帝國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約463-480)被廢,西羅馬帝國滅亡。基督教會很快承接起歐洲地區的文化牧養工作。這個過程,正是抄本逐漸取代卷軸的時刻。我們雖然不能百分之百斷言基督教的興起與壯大,決定了這個過程,但其推波助瀾之功,讓人們在歷史發展中,逐漸發現抄本的好處,一種新的閱讀方式進入了人類的歷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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