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的藝術發展有其獨特的步調，早先深受拜占庭帝國（330-1453）的影響。後在與伊斯蘭世界貿易之際，融合了阿拉伯文化的異國色彩。加上威尼斯本身海上礁島的獨特地理環境，藝術面貌呈現出不同於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氣質。到了十八世紀，水都威尼斯依然冠蓋雲集。當地的商人及顯貴靠著過去累積下來的大量財富，維持著奢華的生活。然而，在政治與國際關係上，威尼斯由於失去以往的商貿地位及海權優勢，地位一落千丈，成為歐洲其他強權覬覦的對象。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揮軍進入威尼斯，結束了威尼斯大公統治威尼斯近千年的歷史。到了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威尼斯被劃歸奧匈帝國，直到1860年代開始的義大利建國運動中，才最終併入義大利。
《耶穌升天節的遊船》，約1745，油彩畫布，費城美術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這段威尼斯沒落的歲月，在威尼斯人康納雷佗（Antonio Canaletto, 1697-1768）的筆下，呈現兩種風貌，在他的油畫作品中，威尼斯依然保有昔日的輝煌，甚至重構出一個想像中的威尼斯；至於他的版畫作品，則彷彿揭開了威尼斯金玉之下的衰敗。康納雷佗並未留下豐富的版畫作品，他的主要藝術表現方式為油畫。約在1740年之後，他完成自己的主要版畫作品，共約31件。他在作品的標題中，說明這些根據實地描繪或想像添加的威尼斯景觀蝕刻，是獻給當時英國駐威尼斯的領事約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 約1682 – 1770）。史密斯不僅是位外交人員，也是位飽學之士、藝術品收藏家及商人，他不僅出版了他的朋友康納雷佗的版畫作品，並居間介紹許多英國人士收購他的繪畫及版畫作品，最後，亦將自己的收藏賣給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1738 – 1820），其中康納雷佗的作品成為英國王室收藏的一個重點。
《聖馬可廣場與大公宮殿》，蝕刻。
十八世紀的英國已成為當時歐洲唯一能與法國相互抗衡的強權，並已取代荷蘭、西班牙成為海上霸主，殖民地不斷擴張。英國的文人學士及仕紳貴族也繼商人之後，周遊各地，但由於缺乏商人及冒險家犯難的精神，文化隔閡不大的歐洲大陸，遂成為這一階級出遊的理想勝地。義大利由於被視為歐洲文化的母體，並具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則被列為「壯遊」（Grand Tour）的第一對象。義大利的文物與藝術作品成為英人競相收藏的目標，而為迎合紀念旅遊的風光圖畫趁時而起，許多義大利畫家爭相描繪家鄉的田園與城市風光，藉以謀生，當時英國的貴族仕紳幾乎家家皆掛有此類作品。
《聖維達廣場的石匠場》（Campo S. Vidal），約1725年，油彩畫布，倫敦國家美術館。
康納雷佗算是這類畫家的翹楚，但他高人之處在於不拘泥於描繪客體的客觀存在，也就是不去嚴格考證建築結構及地景特徵。他在這類題材中加入自己主觀的想像，改變了景觀，藉以營造自己的理想畫面。在他描繪威尼斯景觀的繪畫作品中，即可看到他為此添加或改變實際城市中沒有的視野或建築物。例如，他不喜歡威尼斯大河道上的名橋里亞都（Rialto）的現有造型，而換成另一建築師對此橋設計的草圖。
《里亞都橋的幻想》，1746，油彩畫布。這是今日威尼斯里亞都橋的模樣，但康納雷佗將背景的建築替換成可以穿透開闊的礁島風光。
《帕拉迪歐的里亞都橋幻想》，1744，油彩畫布，英國王室收藏。在這，康納雷佗把里亞都橋置換成帕拉迪歐（Andrea Palladio, 1508-1580）的版本。
他的版畫作品也保有這一創作特徵，但是不同於他繪畫作品中的那絢麗壯觀的威尼斯，他的版畫或許更接近真實情形，呈現出老敗沒落的威尼斯。他在版畫中以日常生活景象，取代了威尼斯的節慶行列及盛宴場面。同時也將觀者帶離威尼斯富麗堂皇的名勝建築，來到充滿田園詩意的幽處僻地。
《有吊燈的拱廊》， 約1740-44，蝕刻。
在洛可可時期的十八世紀，藝術家創作的畫面，往往有許多額外的裝飾，但康納雷佗並不以這種裝飾性的手法經營畫面。從他對畫面客體的選擇觀察，可以看出他具有細膩的感情。他能夠在不起眼的自然景觀中，發覺出人所未見的美景，而這些都在他近乎平鋪直敘的表現方式中，宛如清泉汨汨流瀉出來。他不在畫面中追求宏大壯麗，觀其作品讓人免去解析思辯，他筆下的威尼斯顯得真誠自然，他所經營的氣氛也令人回味無窮。雖然有些場景經過他刻意改造，但卻未見突兀之處，往往使得畫面氣氛因而普遍加強。他不受繪畫客體的拘束，同時也在駕馭版畫材質上，保持相同的自由揮灑空間。他的刻針靈巧遊走於銅版之上，線條短促、輕跳，並如浪波動。線條的走向與強度也不時改變，造成豐富的色調。他的畫面透明清朗，光影的變化都在十分細微地進行著。畫面中的建築石材、水波及植物的葉叢都躍動在光影中，已經具有印象主義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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