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的藝術發展有其獨特的步調,早先深受拜占庭帝國(330-1453)的影響。後在與伊斯蘭世界貿易之際,融合了阿拉伯文化的異國色彩。加上威尼斯本身海上礁島的獨特地理環境,藝術面貌呈現出不同於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氣質。到了十八世紀,水都威尼斯依然冠蓋雲集。當地的商人及顯貴靠著過去累積下來的大量財富,維持著奢華的生活。然而,在政治與國際關係上,威尼斯由於失去以往的商貿地位及海權優勢,地位一落千丈,成為歐洲其他強權覬覦的對象。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揮軍進入威尼斯,結束了威尼斯大公統治威尼斯近千年的歷史。到了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威尼斯被劃歸奧匈帝國,直到1860年代開始的義大利建國運動中,才最終併入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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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升天節的遊船》,約1745,油彩畫布,費城美術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這段威尼斯沒落的歲月,在威尼斯人康納雷佗(Antonio Canaletto, 1697-1768)的筆下,呈現兩種風貌,在他的油畫作品中,威尼斯依然保有昔日的輝煌,甚至重構出一個想像中的威尼斯;至於他的版畫作品,則彷彿揭開了威尼斯金玉之下的衰敗。康納雷佗並未留下豐富的版畫作品,他的主要藝術表現方式為油畫。約在1740年之後,他完成自己的主要版畫作品,共約31件。他在作品的標題中,說明這些根據實地描繪或想像添加的威尼斯景觀蝕刻,是獻給當時英國駐威尼斯的領事約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 約1682 – 1770)。史密斯不僅是位外交人員,也是位飽學之士、藝術品收藏家及商人,他不僅出版了他的朋友康納雷佗的版畫作品,並居間介紹許多英國人士收購他的繪畫及版畫作品,最後,亦將自己的收藏賣給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1738 – 1820),其中康納雷佗的作品成為英國王室收藏的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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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馬可廣場與大公宮殿》,蝕刻。

十八世紀的英國已成為當時歐洲唯一能與法國相互抗衡的強權,並已取代荷蘭、西班牙成為海上霸主,殖民地不斷擴張。英國的文人學士及仕紳貴族也繼商人之後,周遊各地,但由於缺乏商人及冒險家犯難的精神,文化隔閡不大的歐洲大陸,遂成為這一階級出遊的理想勝地。義大利由於被視為歐洲文化的母體,並具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則被列為「壯遊」(Grand Tour)的第一對象。義大利的文物與藝術作品成為英人競相收藏的目標,而為迎合紀念旅遊的風光圖畫趁時而起,許多義大利畫家爭相描繪家鄉的田園與城市風光,藉以謀生,當時英國的貴族仕紳幾乎家家皆掛有此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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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維達廣場的石匠場》(Campo S. Vidal),約1725年,油彩畫布,倫敦國家美術館。

康納雷佗算是這類畫家的翹楚,但他高人之處在於不拘泥於描繪客體的客觀存在,也就是不去嚴格考證建築結構及地景特徵。他在這類題材中加入自己主觀的想像,改變了景觀,藉以營造自己的理想畫面。在他描繪威尼斯景觀的繪畫作品中,即可看到他為此添加或改變實際城市中沒有的視野或建築物。例如,他不喜歡威尼斯大河道上的名橋里亞都(Rialto)的現有造型,而換成另一建築師對此橋設計的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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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亞都橋的幻想》,1746,油彩畫布。這是今日威尼斯里亞都橋的模樣,但康納雷佗將背景的建築替換成可以穿透開闊的礁島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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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迪歐的里亞都橋幻想》,1744,油彩畫布,英國王室收藏。在這,康納雷佗把里亞都橋置換成帕拉迪歐(Andrea Palladio, 1508-1580)的版本。

他的版畫作品也保有這一創作特徵,但是不同於他繪畫作品中的那絢麗壯觀的威尼斯,他的版畫或許更接近真實情形,呈現出老敗沒落的威尼斯。他在版畫中以日常生活景象,取代了威尼斯的節慶行列及盛宴場面。同時也將觀者帶離威尼斯富麗堂皇的名勝建築,來到充滿田園詩意的幽處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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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吊燈的拱廊》, 約1740-44,蝕刻。

在洛可可時期的十八世紀,藝術家創作的畫面,往往有許多額外的裝飾,但康納雷佗並不以這種裝飾性的手法經營畫面。從他對畫面客體的選擇觀察,可以看出他具有細膩的感情。他能夠在不起眼的自然景觀中,發覺出人所未見的美景,而這些都在他近乎平鋪直敘的表現方式中,宛如清泉汨汨流瀉出來。他不在畫面中追求宏大壯麗,觀其作品讓人免去解析思辯,他筆下的威尼斯顯得真誠自然,他所經營的氣氛也令人回味無窮。雖然有些場景經過他刻意改造,但卻未見突兀之處,往往使得畫面氣氛因而普遍加強。他不受繪畫客體的拘束,同時也在駕馭版畫材質上,保持相同的自由揮灑空間。他的刻針靈巧遊走於銅版之上,線條短促、輕跳,並如浪波動。線條的走向與強度也不時改變,造成豐富的色調。他的畫面透明清朗,光影的變化都在十分細微地進行著。畫面中的建築石材、水波及植物的葉叢都躍動在光影中,已經具有印象主義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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