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們而言，認識約翰尼斯·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其實比較容易。藝術史家基本已將維梅爾視為十七世紀荷蘭繪畫黃金時代的大師之一，但對維梅爾自己來說，這個大師頭銜，卻是努力一生而不可得。甚至，對接下來的世代，他只是一個寂寂無名的畫家，直到十九世紀中，德國藝術史家古斯塔夫‧瓦根（Gustav Friedrich Waagen, 1794 – 1868）和法國記者托黑-布格（Théophile Thoré-Bürger, 1807 – 1869）再次重估維梅爾的作品，我們才能看見這位被埋沒近二百年的畫家。
維梅爾的一生難說坎坷，至少他的父親為他留下一間旅館，也成了他的藝術啟蒙老師。1653年婚後，他因妻而貴，搬遷至岳母家，也改宗天主教。他亦加入當時德夫特（Delft）的畫家行會，甚至擔任過四年的會長。他的去世，顯得突然。1672年，荷蘭在英法夾攻的危機中，幾乎亡國。維梅爾本身即不善理財，國難當頭，更是斷了他的鬻畫生計。1675年，他因急病，一兩天內就過世。在他妻子看來，他的死來自龐大的家庭重擔，因而心境沮喪苦痛。
維梅爾，《眺望德夫特》，約1660 – 1661，油彩畫布，96.5 × 117.5 cm，荷蘭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德夫特，維梅爾的故鄉。
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一方面以他的創作方式來看，難以多產；另一方面，也因要照顧家庭生計與十個孩子，挪不出時間在創作上，現在傳世的作品不過34幅，而他一生中，可能也只創作約40多幅。他最著名的作品，應屬《倒牛奶的女僕》（The Milkmaid）。二十世紀初，這幅作品差點被美國人買走，後在荷蘭國會決議由國家出錢買回，才弭平當時的民怨。今日，這幅作品也成了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的其中一件鎮館之寶。讀西洋藝術史，這幅作品的份量自是不可言喻。
維梅爾透過這樣一個平凡的場景，營造出一種屬天的神聖意味。這位女僕穿著紅裙，黃色的粗布上衣，腰間繫著一條藍色的圍裙；靠窗的小桌上，鋪著灰藍色的桌布和一條藍色的餐布；加上那個荷蘭地方典型的藍色陶罐，整個畫面的藍色比重十分突出。藍色在西方基督教圖像學中，一直是種尊貴的顏色，是一種屬天的顏色，到了中古後期，更成了聖母馬利亞的顏色，畫家多以藍色的袍子包覆馬利亞。在維梅爾的時代，荷蘭改宗新教，宗教繪畫的市場萎縮，但他依然大量使用昂貴的群青，這是以青金石研磨而成的藍色顏料，而非當時一般畫家所用的石青。這種群青在文藝復興時象徵聖潔與謙卑，被許多畫家採用，繪製聖母馬利亞的藍色袍子。觀賞《倒牛奶的女僕》時，很難不為畫面中那濃郁的藍色光芒吸引。
維梅爾，《倒牛奶的女僕》，約1658 – 1661，油彩畫布，45.5 x 41 cm，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從桌上已被擘開的麵包和緩緩注入陶盆中的牛奶來看，這位女僕應該正在製作布丁麵包，陶盆中可能已經混入雞蛋，正等著加入麵包攪拌，然後烘烤。女僕的專注與細心，為這看似生活中的平凡一幕，添上了額外的意味。這可能正是當時荷蘭社會所推崇的家庭典範，她雖是某個荷蘭家庭中的僕役，卻展現一種誠實的德行。維梅爾在這幅畫中，以原屬於聖母馬利亞的昂貴群青來襯托這位女僕，把生命中的平凡昇華成為一種神聖，讓我們重新觀賞日常生活細節中的寧靜之美。
從維梅爾的構圖與畫面佈局來看，他明顯要賦予這張畫新的境界。女僕的身子呈現一個穩定的三角錐形，而從她的額頭左側到左手臂，越過那個藍色陶罐，再到靠著牆壁的桌角，又是一條直線；而從靠牆桌角延伸出的桌面畫一條直線到女子下半身側的圍裙，正巧和女僕的身子成直角。這三條線近乎一個等邊三角形，在這個三角形中，幾乎就是畫面的所有了。桌上靜物的安排，亦是順著這個三角結構而錯落有致。畫面右側三分之一，近乎留白，除了地面上的一個暖腳器和荷蘭當時特有的磁磚，但這個暖腳器卻和左側窗邊牆面掛著籃子，互相呼應，不僅穩定了整體畫面，也讓畫面更形豐富。看似平實簡略的一個場景，在維梅爾近乎數學計算的精細佈局下，有了化腐朽為神奇的表現。
另外，近乎照相寫實的手法，亦為這張畫添上物理上的質感。女僕堅實的額頭、寬厚的肩膀與包覆紮實的胸部，以及扶著陶壺傾注牛奶的雙手，都在維梅爾的細膩的光線鋪陳下，近乎栩栩如生。桌上籃子中的整個麵包與已被擘開的麵包，展現出不同的質感，陶罐、陶壺與陶盆，都有著各自該有的形體，而那緩緩流出的牛奶，正散發出新鮮的奶香。這是維梅爾傾注心力的一張畫，約在他近三十歲時繪製（一般認為這張畫作完成於1658-1661年間），正要登上他創作的顛峰時期。我們可以想像，他已將當時荷蘭大師精細的作畫技法融會貫通，甚至以這張《倒牛奶的女僕》展現他正在開展的獨特風格。
《倒牛奶的女僕》局部，磁磚上的愛神圖案與暖腳器。
然而，有些藝術史家總是博學，在檢視荷蘭關於女僕或市場叫賣的女子的繪畫後，發現這些女子總被畫家賦予強烈的性暗示，或是添上渴求愛情的象徵。甚至，在維梅爾的時代，文學作品以及繪畫中，女僕往往成為男性慾望的投射對象，威脅著家中女主人的地位。例如，維梅爾的同儕傑瑞特‧道（Gerrit Dou, 1613 – 1675）便善於以不同的物件，如瓶子（女性的性器官），或遊戲（愛情遊戲），來表現這種性的暗示。維梅爾的表現方式不同於當時的畫家，但在他的畫面中，亦安排了愛神的象徵，為他的畫面添上了額外的遐想。那個在畫面右下方的磁磚中，便有愛神的圖案。愛神，顧名思義，與愛情有著緊密連結，往往畫家用愛神來象徵性的覺醒，甚至性的遐想。倒牛奶女僕的專注，可以被解釋成在做白日春夢，而她腳旁的暖腳器，並不只是在寒冷日子中的實用取暖工具，亦是象徵著男女肉慾的溫暖，至於那個裝著牛奶的陶壺，已經是畫家習以為常的女性性器官象徵物。於是，從當時的社會架構與觀念來看，維梅爾的女僕多了另外一種可能的詮釋角度。
傑瑞特‧道，《窗前的女僕》，約1660，油彩木板，38 x 28 cm，荷蘭鹿特丹凡‧伯寧根美術館（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女僕的胸口微開，正拿著一個瓶子倒水，加上一組戲鬧的小愛神，完全體現出當時荷蘭的社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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