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的義大利重新經歷了類似藝術復興的現象,而威尼斯(圖一)在這場義大利的藝術復興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義大利洛可可風格的代表人物:提波羅(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1696-1770)便為威尼斯人。

圖一:今天的威尼斯。(圖片出處)
在十八世紀,水都威尼斯依然冠蓋雲集(圖二)。當地的商人及顯貴靠著過去累積下來的大量財富,維持著奢華的生活。威尼斯的藝術發展有其獨特的步調,早先深受拜占庭帝國(330-1453)的影響,後在與回教世界貿易之際,融合了阿拉伯文化的異國色彩,加上威尼斯本身海上礁島的獨特地理環境,藝術面貌呈現出不同於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氣質。文藝復興後,威尼斯大師輩出,在貝里尼(Giovanni Bellini, 1427/30-1516)、喬爾喬諾(Giorgione, 1477/78-1510)及提香(Tizian, 1490-1576)等大師的經營下,自成一派,以後又有柯瑞丘(Correggio, 1494-1534)、維絡內色(Veronese, 1528-1588)及丁托雷托(Tintoretto, 1518-1594),他們共同在光線及色彩的運用上,豎起了威尼斯特有的風格。
提波羅承襲了威尼斯繪畫特有的傳統,並在十八世紀時,以他瑰麗的幻想建立起來的洛可可風格,與法國的洛可可風格相互媲美,受到當時歐洲宮廷貴族的喜愛。一七五○年,他前往德國的伍茲堡城(Würzburg),貢職於此城主教的宮廷中,留下膾炙人口的精美壁畫(圖三、圖四、圖五)。一七七○年死於西班牙的馬德里。

圖三:德國伍茲堡城(Würzburg)主教行宮花園一角。(圖片出處)

圖五:提波羅的四大洲壁畫局部。(圖片出處)
提波羅打破藝術創作成規,優游在幻想與奇異的世界。對藝術史家來說,十八世紀這種結合裝飾意味及奇思異想的風格,已蘊藏了二十世紀中不斷推陳出新的藝術面貌。對當代讀者來說,由於置身變動不居的現代社會,對週遭瞬息萬變的事物已習以為常,不太會對十八世紀藝術家們的靈思巧想,感到訝異。提波羅的作品結合了古代遺跡、神話人物、異國的裝束及寓意深遠的人物與動物,賦予畫面輕柔的詩情與童話色彩。雖然死亡沈重的基調貫穿各件作品,但卻未造成觀者的恐懼。提波羅運用中庸的原則進行構思,他不在畫面中刻意偏向對美的描繪或對醜的鋪陳,往往兩者在畫面中相互協調。例如面目猙獰的術士身邊,往往有個俊美的小廝,而頹圮的遺跡則出現在寧靜雅緻的自然世界中。
提波羅畫面的基本組成並不複雜,題材不管是聖經故事或希臘神話故事,都慣於採用對比原則,畫面中的遺跡與自然、老者與少年,還有寓意深厚的鴟梟與蛇,以及簡單樸實的狗與牛。這些成份讓人推測提波羅關懷的是人類社會或文明世界的未來。從他畫面中的憂鬱氣氛來猜想,他對文明發展不持樂觀態度。他的故鄉威尼斯恰好見證了他的想法。威尼斯原為海上的礁島,在四世紀左右,由躲避蠻族入侵的羅馬帝國居民開始墾殖發展。後來因為地利人和的關係,逐漸發展成為中世紀地中海地區的海上強權,握有此區貿易的樞紐。十五世紀末,由於歐洲的其他強權開始進行世界性的航海探勘,新的航路與新的世界不斷相繼發現。歐洲的商業貿易中心,由地中海逐漸轉移到北海及大西洋沿岸地區,威尼斯的貿易收入因而急遽萎縮。此時鄂圖曼帝國興起,取代了拜占庭及回教帝國,迫使威尼斯必須面對深具威脅性的交往對象。提波羅作品中的術士及老者,身著這一新的東方帝國的服飾,在畫面中顯得碩大有力,並且帶有深沈的表情以及細密的心思,似乎體現了鄂圖曼帝國的勃勃野心。到了十八世紀,威尼斯已經顯得日薄西山,欲振乏力,這個原本馳騁地中海的共和城邦,逐漸走向沒落之途。提波羅經由藝術創作的奇想,經營出畫面中淡淡的傷感情緒,間接見證一個輝煌的文明瓦解消失。(圖六、圖七、圖八、圖九)

圖六:提波羅,《基督與行淫的婦人》(Christ and the Woman taken in Adultery),1752,油彩畫布,72.7 × 104.8 cm,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USA。

圖七:提波羅,《聖亞佳塔殉道圖》(The Martyrdom of St. Agatha),約1756,油彩畫布,184 x 131 cm, Staatliche Museen, Berlin, Germany。